先机已得 后劲易得

利润决定格局

之前EF有报道，三大运营商2017年财报悉数出炉。在过去一年，三大运营商迎来4G时代以来的首次营收、净利集体“双增”，皆大欢喜。尽管电信市场失衡格局依旧，但三家运营商之间的较量已发生了细微变化，中国移动依然全面强势，净利独占逾八成；不过，中国联通在混改催化下净利年暴增176.4%，潜力惊人。细分来看，手机流量增速、有线宽带变局、提速降费成为三家运营商年报里的关键词。而随着进入2G退网进入倒计时，4G新增量已经持平，5G大规模预商用渐近，三家运营商2018年的竞争注定将更具看点。

简而言之，2017全年三大运营商实现营收净利润1347.45亿元。总体来看，三家运营商2017年营收、净利全线飘红。尤其是中国联通终于触底反弹，营业收入2490亿元，同比增长4.6%，实现了近4年来营收的首次正增长；净利润4.3亿元，同比增长176.4%。可以说自2012年以来，运营商集体“双增”尚属首次。但如果对比来看，中国移动财大气粗，营业收入超总营收的半壁江山，营收增速同样领先；超千亿的净利独占84.43%，是中国联通的265倍、是中国电信的6倍，也就是说电信和联通的净利之和仅是中国移动的六分之一。

诚然，2017年运营商交了不错的成绩单，经过多年努力，运营商各自的转型战略已初见成效。2018年，竞争好戏还在继续，运营商将会进一步在新业务上做大做强，并以互联网+、宽带中国、数字中国的重要战略为契机，继续推进战略转型和各项业务发展。眼下，运营商的路径、目标显然已经很清晰，就是尽快让2G用户迁移到4G、推动2G退网，以为5G做准备，成为今年运营商的重点任务。中国联通此前已在财报中表示，加快推进2G迁移4G、有效利用资源，推进2G的网络减频减容，而电信和移动也在准备同样的事。

5G渐近，三大运营商在技术上重新回到起跑点，市场竞争格局有望重构。EF了解到，根据相关国际标准组织工作安排，首个5G国际标准版本将于2018年6月正式出炉。届时，全球主要电信运营商、电信设备制造商、移动设备制造商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将根据5G国际标准，正式展开5G商用网络部署。不过，尽管5G渐近的兴奋笼罩着三大运营商，但运营商面临5G建设资金压力，尤其是市场份额落下一大截的电信和联通。

提速降费是重头戏。EF之前报道过，三大电信运营商承诺，2018年7月1日前，取消移动流量“漫游”费，即不再区分省内流量资费和全国流量资费；年内移动流量资费下降30%；此外还将明显降低家庭宽带资费、企业宽带资费和专线使用费。对于业绩上的压力，三大运营商均表示通过扩大业务规模、“薄利多销”来对冲资费下降带来的损失。那么回到本章最开始的数据，中国移动的财大气粗，可以说已经占据了5G布局的先机。而单有钱还不够，有势则更为显耀。

无势不成事

我们知道，电信运营市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市场，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首先，通信网络具有非常强的规模效应，其固定成本高，变动成本低，扩容成本远小于覆盖，这个特点导致新发展一个用户，网络边际成本极低。因此，用户多的运营商，其单用户通信服务成本要远低于用户少的运营商，呈现在财务报表上，就是中国移动每用户的折旧摊销远低于联通。其次，通信网络也具有明显的网络效应，比如IDC和宽带用户之间，就有明显的双边效应，即用户越多，OTT厂家就越愿意在你这个运营商网络里进行服务器托管，托管的服务器越多，用户体验越佳，就会吸引更多用户入网。

基于以上两个特点，这明显是一个强者恒强的市场，在参与者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不对称管制，市场的天枰将不可避免倒向一侧。纵观全球发达国家对于电信业的监管，不对称管制也是始终存在的，而在我们中国的通信市场上，长期存在不对称管制更是总所周知。

最早的管制方式是资费管制，即允许中国联通的资费定价可以比中国移动低10%，但是，这种政策红利很快暴露了它的短板，即监管部门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中国运营商市场化程度很高，不像有些国家资费套餐都需要政府审批，三大运营商的套餐SKU足有几十万种，而且无法一一对应，在这种情况下，指望监管部门能够有效进行资费管制，从而确保中国联通的资费能够比中国移动低10%显然难度极大。

不过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资费管制很快名存实亡，自此中国的移动通信市场上就只有通过制式的分配来进行不对称的管制了，这里面的标志性事件就是3G牌照和4G牌照的发放。2009年1月7日，工信部给中国移动分配了TD-SCDMA牌照，给中国联通分配了WCDMA牌照，给中国电信分配了CDMA2000牌照。WCDMA相对TD-SCDMA其技术优势是明显的，2010年-2013年四年中，中国联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达到了17.7%，远高于中国移动的不到7%的复合增长。

有市场，就有市场博弈，有监管，自然也有监管博弈。当年电信和网通在没有移动牌照的时候通过小灵通曲径通幽事实上进入移动通信市场，3G发牌前TD八老的奔走疾呼将中国移动死死绑在了TD的战车上，而中国移动在4G发牌的时候高打TDD自主牌将电信联通的FDD牌照生生往后推迟了一年……而中国移动在WCDMA和FDD牌照上的反复拉锯，就源于不对称管制和监管博弈下一个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诉求。本次如愿以偿获得FDD牌照，或许也将拉开另一场不对称管制的序幕。回顾一下中国移动在WCDMA和FDD的博弈过程，以史为鉴，或有助于我们理解后续的发展。

回想起2005年，时任中国移动总经理王建宙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希望中国移动在切入3G的时候直接从现有最好的技术入手。”， 2005年，据当时著名的TD专家李进良在公开场合发言显示，中国移动在全国有30多个城市建了80多个WCDMA网，有上千个基站。

中国移动提前抢跑WCDMA，意在复制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在小灵通上的策略，先把WCDMA实验网做大，形成事实建网，再去申请牌照。然而，值此之时，国内产业链痛感高通专利费收费之高，呼吁采用自主标准（即TD-SCDMA）的声音越来越高。最终，在TD八老及一些相关专家联合向监管层的不断建言下，TD-SCDMA被确立为国家战略，中国移动抢跑建设的WCDMA站点被勒令拆除。即使如此，中国移动也并没有放弃获取WCDMA牌照的念头，在3G发牌前的半年，也即2008年6月，中国移动依然在向工信部申请WCDMA牌照，试图进行TD-SCDMA和WCDMA混合组网。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不许”，出于擎起自主标准大旗和不对称管制的双重考虑，中国移动仅被分配到了TD-SCDMA的牌照，但是作为扶持自有标准的需要，中国移动被允许以实验网的名义提前一年建设TD-SCDMA网络。（说句题外话，中国联通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因为中国的3G发牌时间晚，2010年，中国联通在形势一片大好，信心满满要逆袭的时候，挪威的TeliaSonera已经悄悄在奥斯陆建起了全球第一张4G网络，非常尴尬）。

势在必得成自然

那么，从上述的逻辑关系上去分析，4G时代的监管也会延续3G的思路，即在发牌时给移动发放TDD-LTE牌照，给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FDD牌照，通过制式的不对称管制来实现抑强扶弱。然而，事易时移，4G时代TDD-LTE和FDD-LTE之间的差异，从帧结构到底层协议，不会大于10%，基站除了射频部分都能通用，手机终端基本都能通用。这跟当年TD-SCDMA从基站到终端都得自己苦逼重起炉灶完全是两个概念。

正常情况下，不对称管制是用来限制领先运营商的，但中国移动敏锐地注意到了4G产业链在往趋同的方向发展，但中国移动居然能利用不对称管制为自己在4G时代创造了巨大的领先优势。这一操作是如此精彩，不得不令人击节，而本次FDD牌照获取的过程，可谓是同样的桥段的重演。中国移动想摆脱3G时代被动的局面，最佳策略就是推动监管层赶快发4G牌照。站在2013年的时间点，监管层要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因为中国3G牌照发放仅仅过去4年，根据韦乐平的公开发言，运营商在建设3G网络时的总的自由现金流为-3400亿，也就是成本还没有收回来，就要说服监管层中国要建4G，谈何容易。但中国移动自有办法，想改变局面，得有一面大旗，中国移动忽然发现，3G时代的烫手山芋，现在变成了塞翁失的那匹马。

中国移动从2010年就开始对4G进行技术储备， 2012年以后，通过规模组建实验网，中国移动已经非常清楚LTE TDD和LTE FDD共用了90%的技术架构，时延、下行吞吐、覆盖等各项指标与FDD也基本相当，产业链也可以共享。于是，一个宏大的构思就出炉了，中国移动开始在各种场合公开表态要大力推动自主4G标准“TD-LTE”的落地。嗯，你没看错，不是3GPP标准里的LTE TDD，而是叫“TD-LTE”，随后背后对应的都是一个东西，但名字一改，深意就来了，这是在向监管层表态，我这个标准是和3G一脉相承的，在贯彻国家自主创新的大战略。有这么一面大旗，发牌自然顺理成章，不仅给4G发牌了，而且还延续了3G时代的思路，给TD-LTE提前一年多发放牌照（2013年12月4日，发放TD-LTE牌照，到2015年2月27日，发放LTE FDD牌照）。中国移动从此顺风顺水，一度抢下4G市场70%的份额。名正言顺，这个词在这里恰当地诠释了一切。

那么，作为一个有追求的全球最大运营商，中国移动当然并不会仅仅满足于4G的领跑，作为一个霸主，它需要时刻警惕可能出现的威胁，补足自己的短板，从而立于不败之地。而两个潜在的威胁，分别是宽带市场和低频FDD，这两个威胁虽然暂时看起来不致命，但容易变成压垮骆驼的稻草。

所以，首先开刀的是宽带市场。中国移动在2015年通过收购铁通进入宽带市场，这个市场的领导者在那个时间点是众所周知的“北联通南电信”，其它家的宽带在市场份额上还只能被列作“Others”。宽带固网由于前文所述的双边效应，新入局者并不容易。但是中国移动不一样，它太有钱了，以大量的补贴开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亏得起，就不用怕什么双边效应，这跟后来美团入局网约车撕咬滴滴的逻辑一样。通过38元以上手机套餐就送宽带的方式的凌厉攻势下，2018年2月，中国移动宽带用户数已达1.19亿，离1.35亿的中国电信只有一步之遥。不出意外的话，中国移动将在2018年7-8月登顶中国宽带市场的王座。

作为移网立家的中国移动，另一个短板是4G缺乏低频来实现广覆盖，而其竞争对手中国电信，正好拥有一张FDD 800M的全程全网。2016年7月，中国电信开始建设FDD 800M网络，2017年上半年，FDD 800M实现全覆盖。这种局面自然让中国移动如芒刺在背。于是中国移动开始建设NB-IOT基站，2017年达到15万个。由于NB-IOT基站采用的900M频段可以用于FDD，因此移动的NB-IOT的建设事实上也是在建设LTE FDD网络，只需简单软件升级即可支持FDD。业界均清楚中国移动建设NB-IOT的是暗度陈仓的布局，但在支持NB-IOT的自主创新的大旗下，中国移动的这一举措合情合理合规，连国家层面也积极支持。如此一步步走来，万事俱备，只待牌照。但我们之前提到过，牌照的监管本来就是用于不对称管制的，想要打破并非易事，背后有着复杂的博弈。比如前文也提到“移动从900M里划拨2*5M给联通，作为移动发放FDD牌照的交换条件”之消息。

业界本以为博弈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而移动FDD牌照发放之快，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而其原因，是来自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的一项提案，《加快实施网络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网络扶贫与交通、电力扶贫的协同规划；在4G建设中，全面开放 FDD-LTE 900M低频段，用高速网络快速覆盖偏远地区，并加大贫困地区群众互联网知识培训及相关使用补贴，以信息扶智，推动信息扶贫。在国家大战略的前提下，移动迅速获得了在乡镇农村开展FDD 900M的许可。

总而言之，在资费管制、固网牌照管制、FDD牌照管制相继被打破后，中国通信市场上的不对称管制只剩下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固网单向结算（即中国移动单向向固网主导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结算宽带流量费用），中国移动正在朝2007年的那头无拘无束的巨无霸怪兽一路狂奔过去。但从历史上来看，不对称管制的缺位并不常见，5G发牌时或将迎来新一轮不对称管制。到了5G之后，由于在主力频段全部都是TDD，基于制式的不对称管制从此退出历史舞台。除了采用基于频率进行不对称管制以外，监管层其它没有太好的技术手段，因此，有较大概率会采用不同运营商分配不同频段来实现不对称管制。

后记

行文到此，中国移动获得FDD LTE牌照，让我国移动通信领域现存的最后一个“不对称管制”现象荡然无存，其影响之大，远远超出局外人的想象。EF总结而论，这重大影响有两点，一是对中国联通市场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中国联通不仅被撤掉了最后一块屏障（FDD相对TDD网络的制式优势），在乡镇农村还将面临移动、电信两张低频FDD网络的夹击，未来两年市场发展将颇为困难；二则是中国移动在5G布局中会大概率遭遇不对称管制，将获得4.9G频谱——显然，通信市场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市场，具有极强的马太效应，为避免垄断，不对称管制无法缺位，在制式不对称管制被推倒后，中国移动大概率遭遇频谱不对称管制，即在5G时代或将被分配4.9GHz，这将使中国移动建站数量相对3.5GHz至少翻倍，有机构预计它的资本总开支增加至少4000亿元，大幅超资本市场预期。虽然未来的发展，当然不仅仅看资本市场的表面反映，但不能忽略的是，我们每一个用户能得到什么，这才是真真切切需要中国移动去把握的大事。